11月22日下午，tyc1286太阳集团主办的长风论坛鳌山系列讲座084期在博物馆628会议室线上展开。来自上海科技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的助理教授、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博士涂栋栋老师为我院师生带来题为“中国北方与南黎凡特地区农业和定居生活起源的比较研究”的讲座。讲座由tyc1286太阳集团马欢欢副研究员主持。
涂栋栋老师长期在黎凡特地区接受考古学专门的培养，并在中国北方阜新等地区从事新石器和早期青铜时代考古研究，主要关注农业和定居的起源、复杂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古代气候变化、地理信息系统（GIS）在考古学中的应用等问题。
一、引言
讲座伊始，涂老师首先梳理了农业起源问题的研究历史，认为该问题研究历史悠久，是考古学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第一个问题，农业起源是一个短期事件（革命）还是长期过程。在南黎凡特地区已发现充足的证据证明农业起源在当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文献中已经用“村庄生活出现”和“新石器化过程”等更具体的术语取代农业起源。但是在中国这一过程还不是很清晰。第二是农业产生的动力问题。是外部环境刺激或内生驱动，亦或是多种因素综合。第三是气候变化在农业起源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能否构建出气候变化与农业发展的链条，并将二者逻辑对应。第四是农业（驯化动植物）与定居的先后关系。农业、食物生产、定居等术语的定义、变化速率以及相互之间的影响，仍值得深入探讨。最后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能否用一个普遍性的理论解释从移动的狩猎采集社会向定居的农业社会的转化路径。
涂老师认为，南黎凡特地区考古发现丰富，建立了完善的文化序列，是在一个小区域内追踪长期社会变化过程的经典地区，可有效与中国北方进行比较，通过对比，从两者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中获得启发。南黎凡特与中国北方生态环境有一定相似性，如年降水量、环境多样性和利于人类生存的丰富动植物资源等。中国北方的环境多样已无需赘述，而南黎凡特地区景观镶嵌（landscape mosaic），在小区域内具有多种生态环境。两地在气候和面积上有明显的区别，因此在不同地区工作还需考虑当地实际情况。
黎凡特地区地图，标明了PPNA遗址的位置和可能出现栽培的地点[1]
二、南黎凡特地区主要考古发现及认识
该地区后旧石器时代至有陶新石器时代可划分为5个阶段：
1.后旧石器时代（Epipaleolithic）：24000-15000BP
黎凡特地区后旧石器时代广泛使用几何形细石器(microlith)，以卡巴拉（Kebaran）和几何卡巴拉（Geometric Kebaran）文化实体（culturalentities）最为典型，与中国细石叶（microblade）技术传统不同。这一时期与末次盛冰期及末次冰消期重合，气候寒冷，海平面下降，社会聚落特点是遗址面积小、使用时间短、流动性强。这一时期植物遗存发现不多，但当时人类已利用了小麦和大麦的野生种。墓葬、随葬品及艺术品很少，地中海和红海之间存在一些区域交流现象。
这一时期一个保存较好的遗址，是距今约23000年的Ohalo II，该遗址规模较大，发现了用易腐材料制成的房屋建筑（hut）、室外的灶（hearth），说明当时人随季节流动，不在此地停留太长时间。该遗址还发现了100多种植物的种子，显示出典型的广谱食物结构，可与觅食理论（Foraging theory）相结合，即在面对资源压力时，人们会广泛利用多种资源，并由投入少回报大的高等级食物如大型哺乳动物，转向对投入大回报少的低等级食物的利用，如野草、橡子等。
2.纳吐夫文化时期（Natufian culture）：15000-11500BP
纳吐夫文化时期，社会出现了重大变革，即所谓的纳吐夫革命（Natufian revolution）。这一时期建造了大型的房屋，代表了复杂化狩猎采集者开始进入定居生活。此外还出现了磨制工具、骨器等，说明了当时人对野生植物的深层次利用。此外墓葬中还出现了特殊的葬仪，伴有大量的艺术品和装饰品，可能说明了社会组织模式的变化。但尚未出现农业。
纳吐夫文化的具体年代还存在一些争议，但大体可分为早期（15000-13750BP）和晚期（13750-11650）。纳吐夫文化早期诞生了复杂的狩猎采集者社会，一个重要的气候条件正是此时处于末次盛冰期之后的博令暖期（Bolling/Allerod Warming），气候温暖湿润，自然资源丰富。纳吐夫文化早期的核心区为地中海东岸和约旦河西岸的中间地带，遗址增长速度很快，且多分布在山丘和平原的过渡地带。
尽管纳吐夫文化时期植物遗存发现极少，但依据考古出土的大量石杵石臼、可能作为复合镰刀使用的半月形细石器和研磨器等遗物，推断当时可能已出现对野生谷物的集约化采集。此外根据Ofer Bar-Yosef 的观点，遗址内伴生动物的出现也可以作为判断定居出现的可靠证据。
埃南（又名恩▪马哈拉遗址）（Eynan/Ain Mallaha）遗址131号建筑有半圈石墙围绕，地面铺以石板，房屋中间还有石椅等，比起旧石器晚期用木柱支撑有了巨大进步。这样的建筑需要耗费较多劳动力，也更为耐用 [2] 。根据统计，纳吐夫文化早期房屋的规模在20-40㎡，比晚期纳吐夫文化大得多。因此推断纳吐夫文化早期已经实现了定居。
Eynan遗址131号建筑
居室葬是纳吐夫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Eynan遗址发现了大量地板下的墓葬，死者姿势多样，无仰身直肢，随葬有项链，手镯，和腰带等物品。在Eynan、Hilazon等遗址还发现随葬动物，如Eynan遗址发现了一座女性与狗的合葬墓。纳吐夫文化早期发展出许多表现艺术与仪式的遗物，如用研磨器摆出的人像、人雕、动物雕像、装饰骨片等。此外还发现了一些特殊的遗迹现象，如Erqel-Ahmar遗址发现了一座灰坑，上铺有一个石板，石板下埋葬了很多人头骨；Eynan遗址发现一座放有人下颌骨的圆形建筑，没有生活迹象，可能是具有特殊功能的仪式建筑。除居室葬外，纳吐夫文化还发现洞穴墓，如Hayonim Cave B遗址，葬式仰身直肢，部分有随葬品。
根据近东地区民族学调查的结果，可以推测纳吐夫文化核心区的社会结构，即聚落单元是扩展家庭，一个小村庄（hamlet）是由数个扩展家庭（Extended family）组成的。涂老师引用Kent V. Flannery的观点，认为房屋的形状可以与家庭结构相联系，圆形房子可能代表小型核心家庭，而方形房子代表大型扩展家庭 [3] 。
纳吐夫文化晚期与寒冷、干燥的新仙女木期契合，气候变化使纳吐夫人群做出相应的适应性改变，如增加流动性、加强对资源利用、移民和建立更强的社会组织等。与早期相比，纳吐夫文化晚期出现了显著的变化，核心区虽仍在定居，但加强了对周围资源的利用；而边缘区迁徙性增加，采用了更加混合的生存策略。在Eynan遗址的表现是房屋规模减小，建筑也相对粗糙，投入远远不如早期。可能是扩展家庭分散，定居性减弱的缘故。El-wad遗址减少了对高等级的大型偶蹄类动物和野兔的利用，转向更加集中猎取低等级的羚羊和其他小型食肉动物。
纳吐夫文化晚期，El Wad洞口台地的纳吐夫文化层中发现了14座墓葬，人的头骨上有成圈的骨牙装饰品。Nahal Hilazon Cave遗址发现了较多墓葬，应是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公共墓地。遗址内还发现了一座特殊的女性墓葬，随葬多种动物，其中包括86个龟甲，可能是萨满或巫师的墓葬 [4] 。涂老师认为，在气候恶化流动性增强、扩展家庭分散的背景下，这种大型公共墓葬具有增强社群凝聚力的功能。
纳吐夫文化
3.前陶新石器时代早期（PPNA，Pre-Pottery Neolithic A）：11500-10500BP
前陶新石器时代早期，新仙女木期结束，进入全新世大暖期。南黎凡特地区经济形态从狩猎采集向农业转变，社会模式也由定居狩猎采集者向村落生活（village life）的转变，但没有出现陶器。在以色列南部Jericho遗址发现了多种驯化的谷物和豆类。此外，这时期聚落规模更大，内部结构也更复杂。如Jericho遗址面积约2.5万平方米，大部分被墙环绕，在遗址内还发现了高8.2米、直径9米的石塔，石塔内部有台阶。Ofer Bar-Yosef认为这是一座公共建筑，目的是凝聚人群。Nachal Oren遗址部分PPNA房屋延续了纳吐夫时期的圆形房屋，但居住人群可能已不是扩展家庭而是核心家庭。
Jericho遗址石塔，公元前8000年
4.前陶新石器时代晚期（PPNB，Pre-Pottery Neolithic B）：10500-8800BP
前陶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规模进一步扩张，房屋数量不仅增多还有了功能分区。Basta遗址出土了很多密集排列、有石灰地面的长方形房子。此时已进入了真正的农业社会。在多个遗址都发现了带有陶制面孔的人头骨、体型较大的人形塑像以及各种各样的石面具等。而来自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黑曜石、红海海贝、孔雀石等表明当时存在远距离的物品交流，甚至是复杂的贸易网络。
PPNB时期出土的塑像、石面具和带有陶制面孔的人类头骨
5.有陶新石器时代早期（PNA，Pottery Neolithic A）：8800-6800BP
距今约8800年，Shaar Hagolan遗址出现了700㎡左右的大型院落，可能代表了一个扩展家庭，每一个小房子中居住了一个核心家庭。Yarmucian文化发现的陶器标志着南黎凡特进入了有陶新石器时代，然而陶器的出现比新石器时代的出现晚了近2500年。这与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具体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探究。
6.总结
定居的农业社会为何会产生？涂老师将相关理论总结为两种模式，即“推动模式”和“拉动模式”。“推动”模式是指环境条件恶化引起的压力导致对环境的过度开发和被迫创新；“拉动”模式则是指有时向农业的转变会在较好的生态环境下发生，丰富的资源使得人们可以尝试使用当地可用的资源，提高作物产量并最终导致驯化的发生。从长时段考察南黎凡特地区，在后旧石器时代早期，受末次盛冰期影响，狩猎采集人群实行的是广谱经济模式；到了纳吐夫时代早期，进入博令暖期，当地人群建立定居的狩猎采集者社会，可利用的资源较多，人口规模有了增长；但是随后新仙女木期到来，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人口密集的纳吐夫社会遭遇了资源压力，促使人们开始适应种植的经济模式并最终导致PPNA时期农业的产生；直到PPNB时期，气候进入全新世大暖期，农业社会才开始稳定发展。农业产生的过程无法用单一的模式阐释，不同时期的气候和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社会向定居或农业社会的转变作用不同。涂老师强调，在南黎凡特，公共仪式行为可能对聚合社群有特殊作用。
三、中国北方定居及农业起源过程
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1.距今约24000-13000年，是中国北方的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下川、柿子滩、龙王辿等遗址，不仅有细石叶石器，还发现了石磨盘、骨器等。对磨盘的残留物分析发现当时大量利用草籽类植物。细石叶和磨盘磨棒的大量使用是当时中国北方地区资源集约化利用的两个重要表现方式。
2.距今约13000-10500年，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时期[5]。
这一时期在虎头梁遗址发现了中国北方最早的陶器，在南庄头遗址还发现了中国最早驯化的狗。南庄头遗址是这一时期的代表遗址，面积预估在20000㎡。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中67%是鹿，其他的野生动物包括猪，牛，兔，鸟，鱼，蛤蜊等，是典型的广谱食物结构。此外，在东胡林、南庄头、柿子滩、扁扁洞、灵井等遗址发现了数量更多、种类更丰富的骨器和研磨器。还发现了镶嵌有细石器的骨刀柄、贝壳、骨质项链等艺术品。
东胡林遗址出土的艺术品
在中国北方旧新石器过渡时期与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之间，即距今9500-8500年之间有1000多年的空白，这一阶段是狩猎采集向定居、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但目前发现的遗址很少。
3.距今约8500年，中国北方进入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
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成规模的村落[6]，兴隆洼遗址发现了大型有规划的聚落，外围有壕沟；查海遗址发现了数量众多的房屋，围绕着中心广场排列。兴隆沟遗址发现了距今7600年的驯化粟和黍，但也发现了大量杂草[7]。傅稻镰先生等认为，中国北方黍的真正实现驯化要到公元前3300年左右，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8]。
此外在兴隆洼遗址还发现了许多与农业相关的工具，如石锄、石铲、石磨盘和石磨棒。王小庆老师研究认为，石锄、石铲可能还兼有砍砸动物骨骼、刮除兽皮脂肪等非常复杂的用途，不一定与清理、耕种等农业行为画等号[9]。参考陈胜前老师对大山前遗址石锄刃部的研究，当地石锄不是单纯用来挖掘或除草，而是有着碎土、勾草、耙地、开沟垄、引水灌溉等复杂用途[10]。至于磨盘和磨棒，此前研究认为是用来加工谷物，但根据刘莉老师等的分析，当时人们碾磨的植物除粟黍外还有小麦、橡子及块根等[11]。涂老师认为，此时中国北方是一种混合的经济基础，驯化的动植物不是先民的主要食物来源，狩猎采集仍占据重要地位。
另一个显著的特征是，陶器生产在数量与质量上快速增长，新出现的大量器型也代表了多样的功能。Gideon Shelach和涂老师通过相关研究认为，陶器是为了集约化利用动植物资源出现的，但由于陶器不易携带、易破损，客观上导致社会流动性降低，人们反过来因此有了大量时间烧制陶器并创新。两者相互促进相互纠缠 [12] 。此外，还发现了很多艺术和仪式行为的证据。查海遗址的石龙，通过全体居民参与设计、制造与维护，可能起到聚合社群（community integration）、加强社会凝聚力的作用 [13] 。李润权（Yun Kuen Lee）老师对裴李岗文化水泉遗址的研究表明，长时段内发展出的一些复杂的葬礼仪式（ritual）可能有效维护了社群的团结[14]。裴李岗遗址出土的猪首雕像，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兴隆洼房址中出土的石质人面雕像等，正是与这些仪式行为相关的遗物。
查海遗址平面布局：中心广场、墓葬和石龙 [13]
4.总结
涂老师引用吕厚远老师的观点总结到，气候变化对中国北方农业的影响与南黎凡特地区十分类似 [15] 。末次盛冰期的中国北方因为气候变化与波动，发展出细石叶和磨盘等对资源集约化利用的工具；随后短期升温的博令暖期，出现了南庄头等大型遗址，这与纳吐夫文化早期十分类似；再后来受新仙女木期影响，干旱与寒冷气候刺激中断了中国北方此前的适应策略，人类社会在外界的压力下对资源进行了更进一步的集约化利用；最后全新世大暖期的到来提供了长达数千年、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稳定的发展环境促成了中国北方向定居和农业转变。
东亚农业起源气候周期叠加驱动的可能机制 [15]
四、中国北部与南黎凡特地区定居和农业起源的比较
综上，涂老师认为，中国北部与南黎凡特地区定居和农业起源过程具有相似性。相似的恶劣气候环境导致了当地人发展出相应的适应策略。最终被驯化的动植物都是当地居民已开发利用多年本地的野生动植物。两地都有过渡到新石器时代后，已有的技术加速发展的趋势。最后，两地的定居是比动植物驯化更重要的第一步，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即使驯化的动植物已出现，但也不是主要的食物来源，经济基础仍是农业与采集狩猎混合型而非依赖农业生产。定居的出现意味着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和规范，需要公共仪式行为解决冲突和聚合社群，这种意识形态的发展可能比生业模式变化的速率更快也更重要。
另外，两地也有一些区别。一是中国北方在农业产生的数千年前，陶器已出现；而南黎凡特地区，陶器的出现比农业晚了几千年。二是Gideon Shelach认为，南黎凡特变化的频率较慢，而中国北方变化的频率相对较快。但是涂老师认为这是由于南黎凡特地区面积相对有限，研究较为充分；而中国北方地区这一时期遗址发现较少，存在一定的缺环，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商榷。
讲座最后，参会同学就宾福德提出的后勤式集食者策略、扩展家庭与核心家庭、PPNA时期石面具具体使用方式、中国北方过渡时期随葬的个人物品情况、旧石器晚期中国北方社会交流网络等内容进行提问，涂老师一一解答了同学们的问题，陕西师范大学赵潮老师也参与讨论、交流。马欢欢老师对本次讲座的内容进行总结，并对涂老师的精彩讲座致以诚挚的感谢。
参考文献：
[1]Bar-Yosef O ,高雅云,陈雪香.黎凡特的纳吐夫文化——农业起源的开端[J].南方文物,2014,(01).
[2]Haklay, G., & Gopher, A. (2015). A new look at shelter 131/51 in the Natufian site of Eynan (Ain-Mallaha), Israel.
[3]Flannery, Kent V. "The origins of the village revisited: from nuclear to extended households." American antiquity 67.3 (2002).
[4]Grosman, Leore, and Natalie D. Munro. "A Natufian ritual event." Current Anthropology 57.3 (2016).
[5]Gideon, Shelach-Lavi. "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China: From Prehistory to the Han Dynasty." (2015).17-18
[6]陈胜前。中国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机制与动因问题[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4月21日总第2392期
[7]赵志军. "从兴隆沟遗址浮选结果谈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问题." 东亚古物》(A 卷), 文物出版社 (2004).
[8]Stevens, Chris J., et al. "A model for the domestication of Panicum miliaceum (common, proso or broomcorn millet) in China." Vegetation History and Archaeobotany 30 (2021).
[9]王小庆.兴隆洼与赵宝沟遗址出土细石叶的微痕研究——兼论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生业形态[J].西部考古,2006(00).
[10]陈胜前,杨宽,董哲等.内蒙古喀喇沁大山前遗址出土石锄的功能研究[J].人类学报,2014,33(04).
[11]Liu, Li, et al. "A functional analysis of grinding stones from an early Holocene site at Donghulin, North China."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37.10 (2010).
[12]Shelach-Lavi, Gideon, and Dongdong Tu. "Food, pots and 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 beginning and intensification of pottery production in North China."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Asia 12 (2017).
[13]Tu, Dongdong, Gideon Shelach-Lavi, and Ying-Tung Fung. "Economy, sharing strategies and community structure in the early Neolithic village of Chahai, Northeast China."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67 (2022).
[14]Lee, Y., & Zhu, N. (2002). Social integration of religion and ritual in prehistoric China. Antiquity, 76(293).
[15]吕厚远.周期性气候变化与人类适应[J].人类学学报,2022,41(04)
【撰稿：刘奇岩 审核：涂栋栋 马欢欢 编辑：徐文亚】